這位八旬母親，并不是因為仇恨，也不是因為放棄責任，更多是為了讓兒子的生命有尊嚴地離開。

　　廣州法院近日的一則判決，引起社會關注。83歲的黃蘭給46歲的二兒子黎國恩喂了安眠藥以后，捂死了他。黎國恩有唐氏綜合征，生活不能自理，黃蘭照顧了他46年。案發前，黃蘭的身體狀況越來越差，而且二兒子也每天處于病痛折磨中。對于這起故意殺人案，公訴機關認為是“因愛而殺”，建議適用緩刑，法院采納了檢方意見，最終判決故意殺人罪，處以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

　　如此明確的故意殺人，按照如此輕的判罰裁決，可謂罕見。但這樣在法律框架內，又充分考慮了實際情況與情理人倫的判罰，不僅不會讓法律失去威信，反而讓人更為信服。我國的法律一樣可以剛柔并濟，兼顧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

　　從法律上而言，這樣的判罰并不違和。刑法修正案規定，已滿75周歲的人故意犯罪，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見》第21條作了規定，即“對于老年人犯罪，要充分考慮其犯罪的動機、目的、情節、后果以及悔罪表現等，并結合其人身危險性和再犯可能性，酌情從寬處罰。”本案中的黃蘭不僅已經高達83歲，從犯罪情節來考量，雖然屬于故意殺人，但她的本身并沒有人身危險性和再犯可能，也不具備社會危害性。再加上她本人也是主動認罪投案，法律的判三緩四存在法條基礎。

　　法條之外，從情理上而言，黃蘭殺死兒子的背后，是46年的無私照顧，直至83歲應該頤享天年的時候還要照顧兒子的飲食起居。二兒子46年毫無自理能力的生存，也越來越失去生命的尊嚴。只是因為我國沒有安樂死的規定，對于缺乏生命尊嚴的個體，無法自行終結生命。但這樣情況下殺人，并不是因為仇恨，也不是因為放棄責任，更多是為了讓生命有尊嚴地離開。

　　本案中唯一的倫理問題在于，殺人還有個誘因是大兒子不愿意接替她照顧二兒子，希望送到福利院。福利院無法如同母親一樣讓二兒子的生命體面的延續。這個倫理的困境，確實無法給出一個簡單的答案，殘酷事件的背后正是復雜的社會現實。但是這個情節對于判罰本身而言，不影響其合理性。

　　春秋戰國時期的《法經》就規定：“年60以上，小罪情減，大罪理減。”酌情從輕并無損法律的威嚴，法律越是貼近人情，人們就更愿意主動遵守，呵護共同的社會秩序和公序良俗。（姚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