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報》對2021名受訪者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半數受訪者在大學期間遇到過強制實習。這再次讓這些年來成頑癥的強制大學生實習問題得以聚光。

　　近些年，大學生“被實習”的現象時有發生：2011年，新華社就調查過廣西經濟職業學院“實踐學期”讓學生打工不規范的事；2013年，西安工業大學北方信息工程學院被指強制安排千余名在校學生進入富士康實習，不參加實習者將不予發放學位證；2016年，四川某高校大二學生被強制實習，快遞流水線每天工作12小時；2017年，重慶一高校百名大一學生被強制到汽車廠實習三個月，如果不去就很難畢業……一次又一次的“被實習”事件，多是在輿論的壓力下暫時按下葫蘆，但輿論壓力一輕，又起來瓢。

　　民調顯示三大主因是培訓講課走過場(47.3%)、不尊重學生意愿(45.6%)和工資低(44.6%)。此外還有可能存在校企利益鏈(41.0%)、硬件環境差(36.7%)、伙食差(35.3%)、存在安全隱患(34.1%)、實習與專業不對口(29.3%)和實習工作缺乏技術含量(27.4%)等。

　　這諸多亂象所以陰魂不散，關鍵還是缺乏法規的剛性約束。無論是“高等教育法”、“職業教育法”、“勞動法”等，都沒有涉及大學生實習的具體要求和細節。盡管2016年教育部等五部門就聯合印發了《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規定》，明確指出學生經本人申請，職業學校同意，可以自行選擇實習單位。但這個規定操作性不強，只要學校不同意，問題就仍然處于扯皮狀態，最后的輸家還是相對弱勢的大學生。

　　高校強制大學生實習，不管在情理上如何出于善意，但從法理上來說，侵犯了大學生的自主選擇權。至于強制背后存在的企業與學校的利益鏈輸送，已經是社會責任的失守。這就急需補上法規這一環節。

　　據統計，全國有3000多萬名職業院校在校生,其中每年約有三分之一要參加頂崗實習。按照目前的法律規定,實習學生和企業之間不存在勞動關系，不適用一般的勞資訴訟，而以健康權等相對抽象的概念訴諸民事賠償,學生獲勝的可能性也較低。這就需要完善立法和建立健全各種實習制度。比如，借鑒參考國外實習生法律制度，把《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規定》這一行政規定上升到法律層次，明確企事業單位（用人單位）在參與大學生實習方面肩負的社會責任，明確大學生的勞動地位，使學生實習有法可依，依法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