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農民工子女就讀問題，上海、北京、銀川、貴陽等地的做法迥異

　　平等對待不僅是“錢”的問題

　　在對長三角地區外來務工青年及農民工政策的采訪中，記者感觸最深的就是“真誠”二字。究竟什么樣的外來人口政策才是“真誠的”？受益者本人能感受到，旁觀者也能窺知端倪。

　　在江蘇吳江，“6萬元政策”(詳見本報2月23日五版《一個全國百強縣的“留人之道”》一文)從表面上看，不過是一個地方經濟實力強弱的問題，而實際上，記者感受更多的是政策制定者的“真情”。

　　很多人只看到了“6萬元政策”的現在，卻不曾看到它的過去。吳江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副局長朱虎金全程參與了上述政策的制定，他告訴記者，這項政策最早的雛形其實是“3萬元政策”，即政府、企業各出3萬元，房地產開發商再讓利6%。

　　隨著房價、物價的上漲，這項政策也在不斷調整。第一年是3萬元，后來開發商不愿讓利，多方斡旋之下，調整為4.5萬元，2010年漲到了6萬元。2011年前5個月，吳江市人社局已收到“6萬元政策”申請逾300件。

　　另一個頗有說服力的“真誠”的例子是上海的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補貼，與外地的做法截然不同。

　　繼2006年農民工子弟學校“關閉潮”之后，2010年8月中旬，北京郊區再度掀起新一輪撤并風潮。北京市教委兩次大規模取締農民工子弟學校后的官方說法是——“各公立學校會無條件接收被撤并的農民工子弟學校的學生”，“在校生一個都不能少”。而實際情況卻是，有媒體披露，2006年的那一次撤并之后，1.5萬余名農民工子弟學校的學生，最后僅分流了4000余名，很多學生被迫回原籍了。

　　同樣是特大型城市，同樣面臨人口控制難題，同樣擁有比較寬裕的財政經費，在很多人眼中，上海的做法較之北京顯然“大度”得多。其中的原因與“錢”無關，而與地方政府的“意愿”關系密切。

　　上海市奉賢區民辦曙光小學校長韓國猛腦海中有一張清晰的“補貼增長表”——2008年“上海模式”試行伊始，對農民工子弟學校每生每年的補貼是2000元，2009年漲到了2500元，2011年的年初是2800元，“物價一直在漲，2011年下半年已經提高到每生每年3000元。”

　　從事農民工子女教育工作十幾年來，韓國猛對上海市的相關政策如數家珍：“近幾年變化尤其大，越來越規范、細致。政府可不是白給你那么多錢，要考核你的教學質量、辦學環境，還要接受財政審計。”

　　雖說現在過上了“不差錢”的日子，但韓校長的辦學壓力卻越來越大。他得到一個可靠的消息，上海市教委將要出臺更細致的農民工子弟小學績效評估方案，學校將被分為4類——一等校、二等校、三等校以及不合格校，“一等校將會拿到更多的政府補貼和投入，不合格校將要關門。”

　　為此，曙光小學在為每間教室配備多媒體設備的同時，也在著力加強軟件建設。教師培訓、教材更新、學生本地化管理等，一切軟、硬件設施的改進均以《上海市教育發展規劃綱要》中的具體要求為藍本。

　　一些人或許會質疑，上海、吳江都是經濟發達的長三角地區城市，能夠出臺上述政策不過是因為“有錢”而已，他們的政策對其他城市并不具備參考價值。

　　對此，長期從事農民工問題研究的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院長鄒農儉反問：“難道珠三角地區就沒有錢？京津塘地區就沒有錢？”鄒農儉說，外來人口聚集的區域都是經濟較發達的地區，地方政府能否平等地對待那些對本地GDP作出巨大貢獻的外來人口，絕不僅僅是錢的問題，“跟經濟能力有關，但不是主要原因，主要要看各地決策者的‘意愿’。”

　　鄒農儉2009年在江蘇蘇州、無錫、常州、鎮江、南京、南通、泰州、揚州8地調研，收集3000余份調查問卷，并撰寫了《江蘇農民工調查報告》。他接觸的案例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從珠三角地區轉移到長三角地區打工，報告撰寫階段剛好是珠三角地區“民工荒”愈演愈烈之時，“戶口其實不重要，關鍵是社保體系的完善和企業晉升機制、技能等級培訓制度的確立。”

　　耐人尋味的是，在經濟較落后的地區——貴州省貴陽市，當地政府在財政能力薄弱的情況下，依然能“從牙縫中擠出”每生每年200元的經費來資助民辦學校接納農民工子女就讀。在寧夏的銀川市，地方政府也拿出3000萬元支持NGO組織開辦“新公民學校”。

　　數據顯示，貴陽市2008年有9萬余名農民工子女在民辦中小學就讀，民辦學校承擔了約70%的農民工子女的義務教育任務。

　　貴陽和銀川的做法會令實際上要富裕很多的地區的決策者感到汗顏。

　　實際上，為外來人口提供服務應當成為輸入地政府義不容辭的一項義務。2010年以來，中央政府把“社會管理創新”提到了一個較高的層面，而讓不同人群和諧共處，攜手融入不斷發展的工業化、城市化圖景中，是當下社會管理亟須破解的新課題。

　　對于輸入地政府來說，拿出一部分錢來為外來人口服務其實并沒有某些人宣稱的那么困難。以上海市奉賢區為例，該區2010年全年實現增加值429.09億元，其中第一產業增加值14.53億元，第二產業增加值280.08億元，第三產業增加值134.49億元，二、三產業對增加值的貢獻率合計達97%。而絕大多數外來人口都供職于二、三產業，一些領域如汽車配件、物流裝備、紡織服裝等，外來人口供職比例甚至超過本地人口。

　　反觀該區財政在外來人口可能會享受到的一般公共服務(3.43億元)、教育(9.78億元)、社保和就業(4.61億元)、醫療衛生(2.79億元)等領域的投入，不過是其對地方經濟貢獻率的一小部分而已。

　　再看上海市令人“嘆為觀止”的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投入，假設奉賢區所有16所民辦農民工子弟學校均有1000人的規模，以每生每年2800元財政投入計算，政府財政總投入約4480萬元，其中包括市級財政和區級財政兩方面的投入。

　　上海市教科院普教所副所長湯林春近年來致力于研究《農民工子女就讀城市公辦學校的文化沖突與融合》課題，在他看來，農民工子女在上海讀書早已不是問題，現在要研究的問題是“怎樣讓他們讀好書”。

　　“能用錢來解決的問題，不算是真正的問題。”在農民工子女讀書問題上，湯林春認為沒有必要算“經濟賬”，“這是一個社會效益問題，不是花錢多少的問題，把外來務工人員子女教育好了，既有利于城市目前的穩定，又有利于城市未來的發展，算得上是一項人才貯備戰略。就算是光看經濟上的投入產出，也是絕對劃算的一件事情，關鍵是這個明白賬，是不是各地都真的用心算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