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性學研究：女研究生調查紅燈區內心瀕臨崩潰
和主流不同的另一種聲音
方剛今年數次被查的經歷里，有一次是掃黃打非總隊接到舉報來學校查他是否“涉黃”，他們找到了方剛所著的《“亂倫”研究》和《換偶者：親密關系研究》等書。
最后，掃黃打非大隊并沒有處理方剛，但給出的原因是：“這些書不是大陸出版的，我們不管。”——方剛所寫的性少數群體研究著作大多只在臺灣出版。
在國內做性少數者研究，不僅很難出書，也很難在學術期刊發表論文。但按學校規定，副教授每四年要在核心學術期刊上發表至少4篇論文，方剛是靠發性教育和性別氣質研究的論文來達到這一要求的。“如果我只做性少數者研究，那我教職都保不住。而且性少數者群體研究也是不可能申請到國家課題，拿到科研經費的。”而在國內學術圈，能否申請到國家課題是衡量一個學者學術能力的標志。
方剛做換偶、裸體主義者等性少數人群研究都是自費。為了減少研究開支，他會利用去不同城市開會、講學的機會，當面訪問此前有過郵件聯系的受訪者。
潘綏銘曾說做性學研究得有點“自娛自樂”的心態。這讓人想起性學家、華中師范大學副教授彭曉輝的感慨：目前國內性學領域的科學研究屬于自生自滅的狀態，完全靠性學學者們在專業領域的研究水平和興趣來決定。
在方剛看來，性學家的學術研究成果，比如論文、專著，即使順利面世，讀者永遠是小眾的，很難進入公眾視野，真正能夠直接影響社會的是性學家對社會事件的發聲。李銀河也曾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訪時說：“在媒體上發聲是知識分子的責任，即使會因此招來非議。”
從2008年開始，方剛和十幾位學者一起推出了“中國社會十大性／性別事件”評選活動，希望通過評選本年度性與性別的重要事件，推動社會性觀念與性別觀念的進步。
他們的聲音往往和當時的社會主流輿論不同。
比如，2008年某高校傳出師生戀事件，很多人呼吁老師自律，要求校方出臺規定禁止師生戀。但方剛的評論則是：“沒有任何社會關系是不存在權力關系的，師生戀并不必然有權力介入其中，而且大學生有自主選擇和決定戀愛對象的權利，師生戀不應受干涉。”
2010年，他們則為“教授換妻案”辯解，認為成年人的性愛在不違反自愿、隱私的原則下，不應被定罪。建議取消刑法中的“聚眾淫亂罪”。
2012年，網絡艷照反腐的新聞頻出，全民為之喝彩。他們則認為，這種反腐方式是“偷窺、曝光、濫用個人隱私，是公然侵犯公民私權利的性暴力行為，會使當事人個體，尤其是女性當事人，受到更加深刻的傷害”。這在當時引起巨大爭議。到2013年，網上又曝出“艷照反腐”事件時，輿論有了分化，部分網民也開始質疑：“這不是又回到那種利用私生活打擊人的時代嗎？”
在“反色情大媽”看來，這些性學家的“高調談性”是鼓吹淫亂。“其實我們是希望通過發聲給大家提供另一種看問題的思路和角度，在人云亦云的時代，倡導獨立思考，宣揚多元、包容。”方剛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