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時代，消費“梗文化”制造的笑點，不失為新型的消遣方式。“梗”（哏），說白了就是笑點。在網絡空間，群體交流忌諱話題的無趣，通過集體尋找笑點，逗人哈哈一笑，當是“梗文化”流行的原因。“梗文化”要娛樂公眾，經常從新聞資訊中，尋找喚起公共記憶的素材。

近日，“紀念劉備托孤1800周年學術研討會”征稿啟事引發熱議。重慶市三國文化研究會回應稱，“本次研討會主要是通過‘劉備托孤’這一歷史典故來研究三國文化。類似的研討會每年都有，這是正常的學術探討。”

在這個新聞中，“劉備托孤”勾起了社會記憶。記憶的神奇之處在于，它可以把抽象無序的東西，通過人的心理活動，變幻出生動的形象。“劉備托孤”的故事，家長給孩子、老師給學生講述，就無法變作“梗”。當典故與學術聯姻，學術圈覺得有探究的價值，但網絡輿論場上不少人覺得不可思議。點燃輿論之火的，是“紀念巴甫洛夫誕辰”這個“梗”（以紀念巴甫洛夫誕辰139周年為名打報告申請吃烤鴨。出自1988年央視春晚相聲《巧立名目》），喚起了社會記憶，引發網友對研討“劉備托孤”的吐槽。

“梗文化”善于點燃社會記憶，讓處于休眠狀態的歷史故事，重新成為街談巷議的對象。德國學者韋爾策將社會記憶歸結為社會經驗的總和，順著他的思路，我們可進一步將社會記憶當作輿論共識，一種由公眾刻板印象達成的共識。這樣，社會記憶就成為聯結“梗文化”和輿論刻板印象的橋梁。只要碎片化的社會記憶被媒體建構，輿論刻板印象就會以判官的身份，對“梗文化”的涉事方進行道德評議。

從學術角度研討“劉備托孤”，原本是件一箭雙雕的事情：一來可以發動學術資源，對三國文化進行定向研究；二來可以搭乘學術便車，宣傳三國文化資源。這樣的活動，以前叫“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現在改稱“文化與旅游融合”，還是一脈相承。為何良好的動機，在網絡輿論場變成了笑點？

嚴格說來，學術研究有應用研究和理論研究之別。比如在中小學教科書中，自然領域的科學家和人文社科的學問家被簡化成一種類型。這樣的形象一旦定型，將影響學生對于一個群體的認知。當刻板印象遇到跟記憶相抵觸的對象時，“反邏輯”的“梗”成為優選的對象，人們在這樣的笑點中享受集體狂歡的樂趣，渾然不覺這可能是輿論刻板印象造成的誤識。

社會記憶本無辜，輿論刻板印象惹是非。網絡輿論對“劉備托孤”的記憶，僅限于民間傳說的范疇，由此形成的刻板印象，是這樣的傳說沒有研究價值。在社交媒體的跟帖評論中，“搞笑的學術論壇”“劉備托孤產生了什么深遠的歷史影響，三國鼎立滿打滿算才多少年？”……多是這樣的調侃、質疑。

跟帖評論中還有一種刻板印象，認為非學術機構不適合組織學術研討。有的網友拿相聲《巧立名目》的臺詞調侃，也有人借錢鐘書的嘴，覺得這是“招邀不三不四之人，談講不痛不癢之話，花費不明不白之錢”。還有人斷言，這是“地方發展焦慮癥的典型癥狀”。這樣的跟帖，看似有點道理，實質上是記憶的星火點燃了輿論刻板印象，這樣的刻板印象逼退理性，讓“劉備托孤”這個“梗”變成娛樂公眾的一道“下酒小菜”。

發展是硬道理，社會發展離不開經濟發展，文化資源豐富的地區，發掘并弘揚文化資源，讓文化資源造福一方，符合社會發展的內在要求。文化資源的發掘和開發，可以借助學術研究的力量，學術研究面向社會，同樣是一項社會責任。用好“劉備托孤”的故事，可以讓三國文化更為有趣，也可以讓“劉備”對川渝社會經濟發展做點新的“貢獻”。

學術界參與“劉備托孤”研究，主要做的是應用研究，這有別于傳統意義上的理論研究。在中國知網（CNKI）上，以“劉備托孤”為題的文獻，從1985年到現在，不過8篇學術論文。可見，“劉備托孤”并非學術笑話，而是輿論刻板印象不懂“學術之梗”，鬧出了不是笑話的笑話。

指出輿論刻板印象誤解紀念“劉備托孤”學術征文，也應看到，舉辦類似的應用型學術研討會活動，活動冠名須謹慎。網絡時代，社會活動被置于公眾的視線之內，稍有不慎就要惹出麻煩。策劃應用型學術研討活動，應預估到可能喚醒社會記憶的元素，要清楚一種記憶所關聯的輿論刻板印象有哪些。策劃階段做足這些功課，社會記憶既可以激發學術研究的興趣，也可以服務地方發展。

如果忽視了其中可能蘊含的“梗文化”，某個社會記憶一旦被喚醒，就可能成為輿論刻板印象的“梗”。舉辦學術活動以及其他活動，前期做到大膽假設、小心論證，可以避免刻板印象變成輿論場的“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