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昌俊

　　足不出戶輕點手機，大概十幾分鐘后一份熱騰騰的美食便擺在了面前。近兩年，隨著外賣行業迅速發展，不斷增長的外賣垃圾潛伏的生態隱患引發擔憂。外賣平臺、商家能否從源頭控制餐盒材質及數量？巨量的外賣垃圾又該如何處理？近日，半月談以《外賣井噴！天量“用塑”考問“限塑”》為標題報道了在上海、廣東、吉林、湖南等地的調研，已施行九年的“限塑令”效果堪憂，情況不容樂觀。目前市場上餐盒材質主要為PP5(聚丙烯)，這類材料雖然有無毒害、耐高溫等優點，但其不可降解的特點卻引出了垃圾處理難題。

　　首先必須承認，任何一種生產消費行為都難免產生副產品和“環境成本”，過去在超市購物是白色塑料袋，現在購買外賣是塑料餐盒。有成本是可以預期的，關鍵是這種“成本”是否能夠被有效控制，能否實現生活便利與環境保護的良性平衡。若僅僅以“環保”之名，就徹底否認某一消費行為乃至這一行業的存在必要性，無疑是矯枉過正。

　　從媒體調查看，目前外賣行業所使用的餐盒，主要面臨著回收難的困境，且大量不可降解餐盒的使用，后續的處理是大難題。所以，目前根本的問題是，如何從公共的角度，來實現餐盒從使用到回收再到最終處理的一致環保。餐盒的使用缺乏具體標準，這是當前最大的制度漏洞。但僅僅出臺一紙規定，要求所有的外賣餐飲都使用可降解的餐盒，就能解決問題嗎？顯然沒那么簡單。

　　一方面，可降解餐盒價格較高，若要求統一使用，首先牽涉到成本分擔的問題。從直接成本看，可降解餐盒的成本當然只能由消費者來承擔，但這是否在可接受的范圍內？從成本共擔出發，不妨引入平衡機制。比如，使用可降解餐盒，雖然意味著前期投入較高，但后期的回收成本是否下降了？在這個角度，是否可以對使用可降解餐盒方提供適當的補助，將回收環節省下的成本來補貼前期使用環節的投入？以形成一種合理的環保成本共擔機制？

　　另一方面，使用可降解餐盒也不意味著無需分類、回收。而這恰恰是目前最大的薄弱環節所在。一說到垃圾分類，人們立馬聯想到日本的例子，但這種模式是建立在國民素養與長期的訓練之上而形成的，不是一個短期的過程，且這一模式后端的成本往往在討論中被掩蓋了。所以，綜合考量，像歐洲通過政府采取強制性的政策，對可再生資源的回收處理進行補貼，應該是眼下最值得借鑒的方式。目前，全國多個城市都出臺垃圾分類的條例，應是個實施的契機。

　　另外，考慮到外賣餐盒垃圾本身的特點，由于其相對更容易分辨、分類，可考慮設立專門的外賣垃圾回收系統。這個系統可由政府、外賣平臺、餐飲店、訂餐者共同參與。比如，外賣垃圾回收的利潤較低，市場積極性不足，政府方面有必要對市場進行引導，提供相應的補貼；而對于在家訂餐，或者具備盛裝外賣食物條件的訂餐者，外賣平臺可通過設立價格協調機制，倡導訂餐者引導使用非一次性餐盒送餐；而在外賣使用量大的區域，可嘗試設置專門的外賣垃圾回收點，便于后期的專門回收。

　　辦法總比困難多，關鍵是要認識到，只有外在的政策、標準普及和利益協調做到位了，才能避免環境問題淪為“公地悲劇”。當然，這一工作和系統性建設，必須有賴于關涉主體的共謀共建，實現各方利益與環保效應、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的最佳平衡。比如，相關公共部門，應把提供和引導建立一個健全的垃圾回收系統，作為對網絡外賣這一新興業態的支持；而外賣平臺則應強化環保概念與責任，提前作一些力所能及的引導，避免行業本身被貫上“不環保”的污名；訂餐者也可以有意識減少使用不必要的一次性餐具等等。（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