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法學院公法研究中心研究團隊8日發布的《代駕行業發展白皮書》顯示,經歷了此前10多年的緩慢初創期,如今的代駕行業已進入了成長期。2016年,全國代駕行業的總訂單已超過2.53億單,總產值達154億元。北上廣深杭等一二線城市的全職代駕司機收入破萬(8月9日中國新聞網)。

　　從上述白皮書披露的信息來看,代駕所創造的“紅利”令人驚喜,代駕已成為一種新興職業,解決了不少人的就業問題。另據推算,代駕去年減少因醉酒駕駛引發的交通事故350萬起,使83萬人免受刑法制裁,減少財產損失462億元。交管部門相應減少了行政管理成本。

　　代駕能創造這么多“紅利”,主要是因為“酒駕入刑”以及各地嚴查酒駕,倒逼很多人養成了“酒后找代駕”的習慣。另外,“互聯網+”也促進了代駕行業快速發展。不過,我們要看到這種“紅利”其實可以更多。

　　雖然近年來治理酒駕成效顯著,但酒駕離絕跡還很遙遠。一些人仍然存有僥幸心理酒后駕駛,一些地方治理酒駕還不到位,中小城市、農村地區酒駕問題比較突出。治理酒駕沒有達到理想效果,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到代駕行業發展,自然不利于代駕創造“紅利”。

　　此外,代駕行業本身問題不少,也會影響人們的選擇。比如,某地交警檢查時發現“代駕哥”竟然酒駕；再比如,“代駕哥”為多賺錢故意繞路、私人代駕亂喊價等,都會影響到消費者對代駕司機的信任。那么部分消費者就有可能不選擇代駕,進而影響“代駕紅利”。

　　雖然專業代駕公司、代駕平臺的出現有利于塑造代駕行業形象,但仍然存在問題。例如,滴滴代駕司機身亡案暴露出,在互聯網合作模式下,存在書面勞務協議缺失、代駕司機實際雇主不明確等問題。這就會影響代駕司機權益,繼而影響一些人從事代駕工作的積極性。

　　總之,代駕行業存在行業不規范、監管有空白、消費糾紛多等問題。只有早日解決各種問題,代駕行業才能更快發展,才能創造更多“紅利”。反之,各種問題的存在會或多或少制約代駕行業的發展。如果想讓代駕創造更多“紅利”,惠及從業者、公眾和交管部門,有關方面須早定規矩、完善治理。

　　我國代駕行業基本上是自發形成,主要是依靠自律成長,去年能創造2.35億訂單、154億元產值,值得肯定。但假如該行業沒有上述這么多問題,市場“蛋糕”無疑更大,帶來的“紅利”必然也更多。因此,亟須規范代駕行業發展,既要“對癥下藥”,也可以借鑒他國經驗。

　　據說,代駕在國外早已有之。我國酒后代駕去年占比高達97.8%,而韓國代駕不僅局限在酒后,司機累了困了傷了、長途運輸、旅游外出等都可以請代駕來幫忙,即代駕已經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國代駕行業要想發展壯大,既要借鑒他國市場經驗,也要借鑒他國治理經驗。

　　譬如,韓國代駕業務由韓國代駕協會運營,該協會由韓國國會社會委員會監督,是一個正規代駕公司的聯盟體,公司間共享軟件平臺、資訊、訂單和客戶。在這種體制和模式下,韓國代駕應該比較規范。日本則是通過出臺“關于汽車駕駛酒后代駕業務適正化法律”對代駕進行規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