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全國人大代表，浙江貝達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丁列明對專利關注頗高：“很多高校對教授的評價體系是看論文發表和專利申請的數量，而非質量。所以導致有的高校專利為了專利而專利。”

　　專利是知識產權的一部分，而如今，知識產權的環境也并不像想象中美好。

　　“這與我國的國情和民族文化密不可分。”沈方英說，“中國的知識產權法的部分方面從國外借鑒引進，因此會有些水土不服，加之中國傳統文化歷來對無形資產重視和尊重不夠。”

　　李超凡則關注著維權成本問題：“專利問題打官司成本高，需要付出律師費、調查取證費等，有的加起來要幾十萬甚至上百萬，但獲得的賠償很難覆蓋這個成本。”

　　長期以來，中國司法實踐深受知識產權損害賠償計算難、判賠數額低的困擾，有關知識產權案件審判也存在‘重侵權認定、輕賠償論證’的現象。數據顯示，中國專利侵權賠償數額平均不到10萬元，而每件專利申請的技術研發成本平均為44.1萬元。

　　“無形資產”市場保護需加壓

　　不論是“2%”的“警示”，還是創新主體、創新環境的問題，都成為未來科技創新“補短板”的重要方向。這些現狀該如何改變？

　　圍繞專利“重申請輕實施”現象，有業內指出，各地主管部門要完善其項目前景調查、技術審查、商業可行性分析的能力，也可委托獨立第三方調查評估等方式進行排查，同時要對提供減稅和獎勵支持的企業進行跟蹤關注。

　　全國人大代表、浙江紹興文理學院院長葉飛帆此前也強調，政府部門對創新能力的評價，包括培養創新型人才的過程中，要強調專利的實施、應用情況，以“能為技術進步做什么事、為經濟社會發展做貢獻”為導向。

　　而在高校方面，丁列明指出，“高校專利評價體系必然導致大量的工作只注重在前端，而不會考慮它是否可被投入使用。如果能將質量作為考核標準，現狀就能大大改善。”不過他也坦言，其實施會存在一定難度。

　　沈方英則建議關注高校與企業的有效對接問題：“政府可通過科技手段對產業的轉型升級進行重點突破，如可以主動利用大數據繪制專利產業創新的‘導航地圖’，幫助企業、高校建立市場鏈，產業鏈，創新鏈，價值鏈的有效對接，使其全球化決策更為科學精準。”

　　而談及專利與知識產權保護，李超凡則認為需要在司法方面“加壓”與“出實招”。他認為，要加強司法保護的力度，要加大賠償的金額和力度。同時，提高知識產權律師的職業素質，讓被侵權者維權有幫手，也為提高損害賠償數額提供智力保障。(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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