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26日，上海黃浦公安分局交警支隊民警將在機動車道騎行的助動車勸離 凡軍/攝

　　原標題：交通文明：路上“規矩”那些事

　　對面駛來的汽車開著遠光燈，你會回敬嗎？行人亂穿馬路不看燈，你會制止嗎？參與抵制交通不文明行為，有人挺你嗎？隨著人們生活節奏的加快，各類交通頑疾不斷滋生，讓人既生氣又無奈。“國民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顯著提高”是“十三五”規劃中經濟社會發展的七大主要目標之一，交通文明作為“移動的細節”更會給人直觀的感受。

　　教規矩：體驗式執法讓人眼前一亮

　　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6月底，全國機動車保有量達2.85億輛，在交通壓力日益凸顯的同時，各類交通事故和違規事件也層出不窮。

　　以非機動車和行人闖紅燈為例，半月談記者采訪發現，不守交通規矩的人不外乎三種心態：一是僥幸心理，認為一般不會出現意外，自己沒那么倒霉；二是從眾心理，一旦有人帶頭闖紅燈，旁邊的人就會跟進，認為法不責眾；三是漠視心理，認為機動車闖紅燈會受罰，非機動車和行人闖紅燈被拍到也沒事，一般不會受處罰。

　　這三種不良心態折射出傳統交通文明宣教方式的尷尬，值得反思。在汽車社會中，如何形成良好的汽車文化和交通文明，以及處理機動車和非機動車、行人之間的關系，成為考驗相關部門水平的一道難題。

　　不久前，一則深圳嚴查亂用遠光燈的新聞引發爭議，在部分網友質疑交警執法方式的同時，更多的人則是給這種大膽的嘗試點了贊，這種通過換位思考來治理交通陋習的體驗式執法，的確讓人眼前一亮。

　　據深圳交警方面介紹，遠光燈專項查處行動采取“兩看兩考一處罰”的查處模式，其中“兩看”指讓違法者現場適度體驗自己車及其他車遠光燈照射，感受危害。盡管此舉不可能杜絕所有違法行為，但如能讓違法者受戒，促進守規意識，并形成社會輿論，那么這次專項查處行動的震懾作用、宣教作用就已顯現。

　　立規矩：舉措管用是文明意識形成的抓手

　　20年前，汽車還沒那么多，路上蜂擁的自行車大軍和行人卻比現在守規矩。記得那時候在天津，如果非機動車或行人闖了紅燈，會被攔下并罰在路口舉著一面小紅旗警示和糾正后面的人，把秩序和監督一棒棒傳遞。這樣的景象消失后，“中國式過馬路”就來了。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夏學鑾認為，不文明行為歸根結底源于人們的道德觀念。文明的培養必然有個過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但對于很多屢教不改的陳規陋習，適時出臺硬性約束舉措，會起到一定警示作用，從而為文明習慣的形成和公民素養的提升提供保障。

　　2016年上半年，浙江省人大常委會批準實施的《杭州市文明行為促進條例》以地方法規的形式，將一些常見的包括開車時以手持方式使用電話、向車外拋灑物品等不文明行為從失德之舉上升到違法行為，同時將保護不文明行為勸阻人以法規的形式予以明確。

　　將不文明行為以地方法規的方式進行約束，得到了輿論肯定。深圳大學管理學院教授肖俊表示，文明習慣的養成需要一定的約束，但問題的關鍵，不是沒有約束機制，而是違規成本和受罰幾率太低，導致約束機制實際效果不好。

　　半月談記者長期觀察發現，目前天津的交通擁阻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道路通行效率低引起的，在十字路口機動車經常被不看信號燈的非機動車或行人截停，造成通行不暢，而那些不遵守交通規則的人，得到懲處的幾率幾乎為零。長此以往，人們交通文明的意識就很難被喚起，規矩自然也就立不起來。

　　違法成本低導致規矩難立的另一例證是，自嚴查酒駕和超速等行為以來收效明顯，違法行為呈下降趨勢。公安部數據顯示，自2011年“醉駕入刑”實施后，全國因酒駕、醉駕導致交通事故起數和死亡人數較實施前分別下降25%和39.3%。正確的交通文明觀在有力的制度約束下逐漸形成。

　　守規矩：還需多方努力做到“有呼有應”

　　規矩立起來了，大家的文明意識提高了，如果監督執行不到位，一些不文明行為處于沒人管的狀態，那么全民監督的局面就很難形成，引導建立的秩序就容易失守。

　　“在執法實踐中，我們往往面臨處罰力度小導致威懾力不足、執法人員太少造成管不過來等困境。”肖俊說，深圳1998年出臺控煙條例，此后10多年沒有開出一張罰單。2014年細化了實施細則，陸續開出一些罰單，但效果不好，尤其是火車站等人員密集的戶外場所難以管理。

　　天津擊水律師事務所主任潘強認為，把好規矩落實好是依法治國、依法治市的具體體現，基層立法在做到有法可依的同時，需要注重微觀可操作性，如果違法成本過低，被處罰者就會覺得無關痛癢，但若執法成本過高，則會面臨法規與執行“兩張皮”，達不到預期效果。

　　如果監管部門人力不足的問題一時難以解決，那么培育一個全民參與監督的氛圍就顯得格外重要。很多在日本、新加坡等國有過留學或者旅游經歷的人都有這樣的體會：當你在當地有不文明行為時，周圍人異樣的眼光會讓你及時注意自己的行為，一個良好的環境氛圍是提升自身素質的關鍵。而我國很多不文明行為處于沒人管的尷尬境地，即便有熱心的市民站出來，往往也得不到有力支持和回應，慢慢就覺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

　　天津社科院社會學所所長張寶義表示，對于不文明行為的抵制做到“有呼有應”，在一定程度上是良好秩序建立和維持的關鍵。如果群眾舉報不文明行為付出的各項成本太高，而又無法推動問題解決，甚至陷入各部門的推諉扯皮之中，就會令人心寒，甚至對參與城市管理、監督不文明行為失去信心。

　　一位導游給記者舉了一個在日本時的例子：自己團里兩名游客因為在禁止吸煙的地方抽煙，被當地市民看到后報警，警察很快到達現場并提取相關證據，隨后將兩人帶回警察局。念二人初犯，警方只要求他們完成一個3小時的免費學習課程，但由于語言不通，兩位游客為此支付數千元人民幣的翻譯費用，而此后團里再也沒人敢亂抽煙了。如果沒有當地市民的積極參與，沒有當地警方的及時回應，那里的禁煙令又會是怎樣的一番景象？

　　相關專家建議，提升城市文明水平，需要依靠科學的管理制度和體系，同時注重監管的針對性、有效性和連貫性。可以依靠數字城市、智慧城市的建設，利用全覆蓋的道路監控系統倒追責任；鼓勵、獎勵社會對抵制不文明行為的積極參與，做到“有呼有應”，共同營造良好的治理氛圍。(半月談記者付光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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