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圖這個小男孩就是這本書的作者，化名“華公平”的坂下元司，他的父親就是“海乃家”慰安所經營者坂下熊藏，這是當年“海乃家”成員的合影。在這本書里詳細記載了當年“海乃家”的建立和經營情況。蘇智良就是根據書中的舊照片對照尋訪，找到“海乃家”的。

　　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慰安婦”的照片，經營者的照片，海乃家的情況，再加上周邊的中國住家的這樣一個記憶，就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證據鏈。

　　記者：這樣證據鏈的搜尋，和讓它們之間相互印證，并不容易。

　　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 蘇智良：很不容易的，這個是要經歷有時候幾年，甚至于十年的積累。

　　幸存者們仍未得到應有的賠償和道歉

　　然而人們或許會問，如今戰爭已經過去多年，為什么還需要保留“海乃家”這樣的證據，這段歷史還沒被揭過去嗎？

　　這個影像不是幾十年前的歷史資料，而是今年2月16日聯合國會議上的紀實，發言者正是現任日本外務省事務次官的杉山晉輔。他認為“‘慰安婦’問題上所謂的強征的證據，根本不存在。”

　　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慰安婦”問題不僅僅是歷史，它也是當下的一個話題，為什么這么說呢？日本的歷屆政府，他的主旋律是否認、歪曲，一直到現在它還在否認，它還不停地在否認。

　　為了揭露罪行，這些年來，一些幸存者也陸續勇敢地站出來追討正義。中國“慰安婦”受害幸存者萬愛花大娘先后幾次在東京公開舉證控訴。

　　從1995年開始，萬愛花、趙潤梅、劉面換等中國“慰安婦”受害者，先后就日軍五十年前實施的性暴行提起訴訟，要求日本政府為此進行謝罪和賠償。

　　16年前，《新聞調查》欄目曾探訪受害幸存大娘，記錄下她們的堅毅和決心。

　　董倩：大娘，那假如日本人也不謝罪，也不賠償，那怎么辦？

　　趙潤梅：總要和他打，打贏了。只要我活著，就要和他打。

　　萬愛花：總要有一天。總有一天，他不能就這么放著。

　　然而對正義的追討，比想象中艱難許多。大娘們的訴訟一路從東京地方法院打到東京最高法院，均以敗訴告終。她們直到去世，也沒有等到應得的道歉。

　　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要和日本的這種遺忘，甚至是歪曲，歷史的修正主義做斗爭，所以我們必須要保留我們的歷史記憶。

　　記者：在您這兒我也看到了好幾個書架的書。有人就會說這些證據還不夠嗎？我們為什么還需要持續地挖掘證據和保留證據？

　　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 蘇智良：盡管歷史已經過去70多年，我們對于抗戰的研究剛剛開始。

　　慰安婦問題的證據在加速消逝

　　為了在節目中呈現“慰安婦”受害人群的確切人數，我們查閱了許多研究資料，卻發現至今尚未有公認的答案。不同學者估算的人數之差，有十倍之多。這只是“慰安婦”問題研究艱難現狀的一個縮影。和許多其它二戰相關研究相比，對“慰安婦”問題的研究，在全世界范圍內，起步要晚得多，也艱難得多。

　　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在1991年以前，由于日本政府的隱瞞，所以大家都不太知道有“慰安婦”。一直到1991年，像金學順等韓國“慰安婦”的站出來，引發了大家的關注。

　　受害者的勇敢，使這段血淋淋的歷史在戰后四十多年終于被揭開。二十多年來，中國、韓國、日本等國學者合力進行著挖掘研究。作為國內唯一的研究“慰安婦”問題的專業學術團體，蘇智良和他的學生四處奔走，調查考證，不斷更新著對歷史的認知。《新聞調查》也曾和“慰安婦”受害幸存大娘一起，尋訪過發生戰爭性奴役罪行的舊地。

　　慰安所舊址是戰爭性暴行的沉默罪證，但對證據的搜集和尋找，著實是一場與時間的較量。2000年“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成立不久后，曾邀請萬愛花大娘參觀，那時在上海發現的慰安所舊址有83座。16年過去了，這個發現翻了一倍，但證據也在加速消逝。

　　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1991年坂下元司回到上海，試圖要去找一公里以外的分館，結果他沒找到。兩三年以后，我們找到了這個建筑，很可惜的，這個建筑也已經拆掉了。這些年我經歷過這樣的事情太多了。

　　雖然拆遷暫停，但“海乃家”將來是去是留，還并無定論。蘇智良和學生曾趁著拆遷混亂時，從現場撿回了一些窗戶門板，堆在上海師范大學的一個資料館的角落里，算是以防萬一。這個由地下室改造成的陳列館里，還展出著蘇教授他們的其它館藏和研究成果。頗為簡陋的這里曾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是中國唯一的“慰安婦”受害者紀念館。

• 上一頁
• 1
• 2
• 3
• 4
• 5
• 6
• 下一頁
• 全文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