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辦、國辦《關于實行以增加知識價值為導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見》指出，允許科研人員和教師依法依規適度兼職兼薪，包括允許科研人員從事兼職工作獲得合法收入和允許高校教師從事多點教學獲得合法收入。

　　知識就是力量，這句話在今天已經家喻戶曉。而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就是金錢”也許更能體現知識的價值。給科研人員和高校教師兼職兼薪松綁，對廣大知識工作者而言無疑是一個好消息。當然，靠掌握專門知識和技術謀生的人群，遠不止科研人員和高校教師，但從這兩個最容易取得突破的群體入手，無疑給更大范圍的“知識共享”創造了有利條件。

　　其實，讓科研工作者兼職兼薪，并不是個新鮮概念，早在上世紀70、80年代，就有一批“星期日工程師”活躍在珠三角、長三角的民營企業中——各類專業技術人才通過事先聯系利用星期天或節假日等業余時間，在完成本職工作、不侵害國家和單位技術、經濟利益的前提下，為民營經濟和各類企業提供各種兼職服務。這一舉措，大大加快了我國部分地區民營經濟的發展速度。今天，知識的含金量比起幾十年前有增無減，讓專業人才流動起來，造福更多企業和人群，值得點贊。

　　在兩辦發布的意見中，允許部分人員兼職兼薪，但強調“依法依規”和“適度”，進一步細化這兩個標準，對于推廣執行這一好政策，意義重大。舉例而言，當一個研究員打算利用八小時之外的時間到另一企業兼職，現單位不放人怎么辦？如果竭盡全力協商仍然無法達成一致，那么這名研究員是不是只能干瞪眼？還是可以走勞動仲裁程序，或者走其他法律途徑？再如，科研人員從事兼職，難免出現知識產權方面的爭議，在兼職機構取得的研發成果，很可能與其現單位的研究項目多有重疊。如何厘清其中爭議，值得探討。還有高校教師兼職線上教學，哪怕教學是在八小時之外進行，但備課、網上答疑、處理相關雜事等，也難免會占用工作時間，甚至高校管理者認為老師“身在曹營心在漢”“占用過多精力”而給其“穿小鞋”，也是有可能的。這些問題，不是鉆牛角尖，而是現實情況中很可能發生，且頻繁發生的問題。只有細化相關規則，給出明確的“兼職路線圖”，甚至引入第三方仲裁機構或程序，才能真正釋放“兼職兼薪”的政策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