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在想盡辦法節流開源之后，如果學校還存在辦學經費緊張問題，方可提高學費標準。而提高學費標準，需要做到兩點，一是公開、透明、清晰核算生均成本，二是對學生分攤成本，規定明確的比例。

　　近日，廣東和江西確定今年高校執行新的學費標準，內蒙古和海南已召開聽證會。2014年，天津、浙江、江蘇等10余省份相繼調整了公辦高校學費。時隔兩年，或迎來新一輪高校學費漲價。

　　其實，在高校學費“限漲令”到期后，從2013年開始，各地已陸續傳來學費上漲的消息，部分地方漲幅甚至高達50%。高校漲學費的理由聽上去很充分：辦學成本大幅增長。隨著物價上漲，高校辦學成本確實在增加，可這些成本都是合理的，都用于人才培養了嗎？并不盡然。

　　按照高等教育成本分攤理論，確定學費標準，首先必須核算生均培養成本。目前各地測算高校生均培養成本，是將所有辦學開支加總，再平均到每個學生頭上。顯然，有些開支不該算作生均培養成本，包括龐大的行政人員開支，用于形象工程和政績工程的開支，以及與教育教學無關的學術研究的開支，等等。這些開支有的并沒有提高教學質量，反而造成對人才培養的干擾，在核算生均成本時應該剝離。

　　或許有人認為，這是無法剝離的開支，那么，從節約出發，就應該通過改革來減少不必要的辦學成本。對于龐大的行政開支，如果能精簡學校行政機構，不是既能推進學校治理改革，又能減少開支嗎？對于學校用于形象工程的開支，如果不再由領導拍板決策建設某些項目，而實行民主管理，不是可以節省大筆鋪張浪費的經費嗎？對于學術研究，如果學校調整對教師的評價體系，不只重科研，而是以人才培養為核心，學術研究為人才培養服務，不是可以發揮更大的學術研究效益嗎？

　　可以說，通過校內治理改革，高校完全可以降低辦學成本，并由此減少漲學費的沖動。另外，節流的同時，高校完全可以開源，即拓寬辦學經費來源。我國公辦高校，都存在辦學經費來源單一的問題，要提高學校辦學質量，必須拓寬辦學經費來源，尤其是建立向社會募集資金的機制。

　　只有在想盡辦法節流開源之后，如果學校還存在辦學經費緊張問題，方可提高學費標準。而提高學費標準，需要做到兩點，一是公開、透明、清晰核算生均成本，并得到師生和社會公眾認可；二是對學生分攤成本，規定明確的比例。在發達國家，制訂學費標準通常有兩個比例，其一，學生分攤成本的比例不超過20%；其二，學費標準不得超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按照這兩個比例計算，取最低值。

　　我國規定，學生分攤成本比例不得超過25%，比發達國家高5%，這是可以理解的。從目前各地的情況看，也基本按照這一比例執行。但是，目前高校的學費標準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卻是偏高的。以廣東為例，這次漲學費后，以收費較低的文科專業學費（6060元）計算，已占到2015年廣東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858.9元的22%，占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360.4元的45%。這還只是以廣東省居民的收入計算，而到廣東讀書的學生不只省內學生，若按全國收入水平測算，這一學費標準則占到2015年全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966元的27.5%，占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422元的53%，顯然都太高了。可見，各地在設定學費標準時，還應引入人均可支配收入作參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