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張北川教授二十多年來收到的來自同性戀和同妻的來信。作為該領域最早的研究者，他認為同妻是一個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群體“是同性戀不被社會接受后，弱者抽刀向弱者的殘酷現實”。魯燕攝

　　“我們挑戰的是社會最深層的那根神經，兩千多年生育文化、性別文化需要慢慢改變。”張北川抱有樂觀。

　　作為艾滋病的易感人群，當他2009年在第一屆同妻大會上提到同妻要做艾滋病排查時，“他們了解不多，且非常害怕。”

　　到了2015年，他在規格更高的同妻研討會上再次詢問時，有好幾個同妻大聲回應——我做了。“只有當女性意識到自己某項權利的時候，權利保障才有探討的可能。”張北川和剝洋蔥(ID：boyangcongpeople)說。

　　劉思琦和徐潔說，現如今看到一個人，她們的首先反應不是帥不帥，漂不漂亮，而是性取向如何。

　　2014年，帶著這種“一朝被蛇咬”的后遺癥，劉思琦經歷了第一次婚外情。劉思琦覺得自己的世界似乎一下子“活了”，有了色彩和滋味。

　　雖然后來倆人并沒有走到一起，但十年來，她突然開始特別憧憬生活，“渴望一段真的感情和婚姻。”

　　離婚后的陳素春也談了男朋友。在和男友約會時，男友前后問了她三遍艾滋病排查的事，她覺得傷心又無奈，準備帶著男朋友一起到疾控中心再做一次檢查，“趟過同妻這條路，就沒法避嫌。”陳素春和剝洋蔥(微信ID：boyangcongpeople)說。

　　徐潔換了工作地點，一切似乎又回到了結婚前的單身狀態。

　　她發現自己變得有點自卑，每次相親之后，心情都很差。“遇見不錯的，就想著應該在什么時機跟對方講這段經歷，”盡管她一度以為治愈了自己，可以像講路人甲的故事一樣講出來，但真正要面對的時候，還是“覺得它是一個污點，感覺恥辱。”

　　現實有時也并不友好。“有一次朋友幫忙介紹了一位在公安系統工作的對象，問了基本信息后，檢索出我有過一段婚史的事情，當即就責怪了介紹人。”

　　她發現，在婚姻中，她們忍受著日復一日的隱忍和煎熬。而婚姻結束后，她們又要承受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劉思琦找回生活的平靜之后，退出了所有的同妻群。

　　但仍有同妻順著往事的藤蔓找到她。每接觸一個同妻，她總是回想起2009年全國同妻會提出的口號：“同妻到我為止”。但現實的狀況讓她覺得那個口號“更像一個夢想”。

　　(文中人物劉思琦、陳素春、徐潔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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