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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防生效裁判得不到有效執行，最高法聯合多家單位共同對失信被執行人進行信用懲戒。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李少平2月29日介紹，截至去年底，全國共有308萬名被執行人被納入“黑名單”，累計攔截357.7萬人次購買飛機票、59.88萬人次購買列車軟臥、高鐵和動車一等座以上車票。他介紹，2016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聯合44個國家機關和具備社會管理職能的單位，以簽署備忘錄的形式，共同對失信被執行人進行信用懲戒。（詳見09版）

　　308萬！沒想到日常生活中的“老賴”數量竟然如此龐大。老賴之所以會出現，并且在過去能夠得以存在，正是因為存在著某種“匿名性”，因為不被公開，所以其依舊能夠在生活中暢行無阻。而將“老賴”們納入“黑名單”制度，向外公開，并限制其高消費，正是以政府監管和社會監管的形式，來打破此種匿名性，進而對老賴們產生直接的威懾力。

　　正如一些觀察者所指出的，建立失信“黑名單”制度，對老賴們進行種種現實的消費限制，本質上就是某種“技術約束”。技術的進步，社會的開放，讓那些曾經可以輕易隱藏在人群中的老賴，被暴露在諸多的消費平臺。這是失信“黑名單”的巨大威懾力所在。但關于失信“黑名單”制度，我認為值得關注的還有另一組數據：截至2015年底，納入失信被執行人“黑名單”的共計308.02萬人，有約20%的被執行人懾于信用懲戒的威力而自動履行了義務。

　　和高達308萬人的失信者人數相比，20%的主動履行義務率，不免顯得稍稍低了些，也在一定程度上削減了失信“黑名單”制度的威力。此種反差是如何出現的？如果說失信黑名單制度的威力，在于以社會共治的力量來壓縮失信者、失信企業的生存空間，那么20%的主動履行義務率只能反證，現行的失信“黑名單”制度，還遠未達到讓失信者寸步難行的威力。那么，在繼續現有的相關約束制度下，失信“黑名單”制度如何繼續升級，以打撈更多的社會誠信？

　　一方面，對失信的老賴們，“黑名單”制度要將相關約束舉措拓寬，要向大數據時代尋求更多威懾力。從現有情況看，該項制度對老賴們的約束，還主要集中限制高消費行為、不得注冊成為公司法人等舉措上。在大數據時代里，在信息互通已完全可能的情況下，司法部門應與更多部門進行合作，把登上“黑名單”的失信者信息，依法披露在每一個可以覆蓋的社會領域。

　　另一方面，既要加大失信“黑名單”制度的威懾力度，司法部門也要積極作為，從刑罰層面來破解“失信”行為執行難的問題。既然最高法《關于審理拒不執行判決、裁定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已出臺，我們就應該嚴格兌現。現代的社會里，沒有一個人應該成為逃離在法外的失信者。無論是公民還是企業，守信的品格都比黃金還要重，它只待更嚴格的約束舉措和刑罰行動去倒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