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憂四：有成果也沒實惠　科研人員不愿與企業合作

　　回顧當年，中村認為，日本的科研環境令人窒息，特別是在商業創新領域，很多制度上的不足桎梏了該領域的突破和發展。

　　中村的經歷聽起來令人匪夷所思，這雖然已經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但是到現在，這種情況在日本并沒有得到多大的改善。

　　今年9月，日本國家高校協會副會長、日本名古屋大學校長浜口道成表示，在日本，研究人員缺乏與企業合作研發的動力，因為在研發過程當中，研究人員的薪水基本保持不變，即使研發出來的產品最終獲得巨大成功，他們才只能從中獲得多一點點的報酬。這嚴重打擊了日本研究人員的工作積極性。

　　科研人員缺乏與企業合作的積極性，這一制度上的缺陷長遠來說給日本經濟造成了很大的負面影響。

　　浜口表示，舉個例子來說，在上世紀80年代，日本制藥占全球總量的30%，比例與美國相若。但是如今，這個比例下降至8%，而美國則上升至50%左右。“我們的科研人員過于紙上談兵，他們只專注于理論上的科學成果，不懂得也不愿意和企業去談合作、談開發。”浜口說。

　　隱憂五：論資排輩男尊女卑　年輕、女科研人員難出頭

　　今年9月，名古屋大學校長浜口道成公開表示為日本大量優秀的女科研人員外流的現象感到深深地擔憂。

　　兼任日本國家高校協會副會長的浜口表示，目前日本在海外工作的2.4萬名研究人員當中，有六成是女性。這個數字令他感到震驚。浜口9月在倫敦的一次演講中指出：“在日本，女性研究人員比例只有10%。”

　　在浜口看來，日本女科研人員稀缺，主要還是由日本男尊女卑的傳統觀念導致，使得日本女性比男性承受更大的壓力，更難在教育、科研等領域充分施展才能，她們也為自己的發展前途悲觀，覺得在男性主宰的日本科研界很難有出頭之日。

　　此外，論資排輩的傳統觀念在科研界也發揮著很大的影響力。在日本，一些人即使很有才華，但如未達到一定資歷，就很難得到重用，影響積極性的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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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洲“諾獎大國”？

　　早在1995年，日本國會一致通過了一個效力“介于憲法和專門法之間”的重要法律——《科學技術基本法》，提出“科學技術創新立國”作為基本國策，并在1996年由日本內閣專門制定了一個為期五年的《科學技術基本計劃》。

　　2001年，日本出臺了第二個《科學技術基本計劃》，明確提出日本要在今后50年內獲得30個諾貝爾獎。當年10月日本科學家野依良志獲得諾貝爾化學獎后，日本重申了這一目標，并在瑞典卡洛林斯卡醫學院內設立了“研究聯絡中心”。

　　盡管這一目標在日本國內也引起爭議，但是，日本正在朝著這一目標靠近：在過去14年里，已經有13位日本人獲得了諾貝爾獎。加上此前的9名獲獎者，迄今為止，日本獲得諾貝爾獎的人數總計達到22人，是亞洲國家中斬獲諾貝爾獎數量最多的國家。

　　在22名日本獲獎者當中，共有10人獲得物理學獎，顯示了日本在物理學領域的強大實力。同時，日本在自然科學領域的諾貝爾獎獲獎人數至此已達到19人，超過瑞典，排在美英德法之后的第5位。

　　為了諾獎計劃，日本政府曾投入了大量的資金。2000年，日本投入的科學研究經費為1305億美元，在全球僅次于美國（2280億美元）。但是，隨著日本經濟衰退，政府削減開支，從2000年開始，日本的科研經費投入再無明顯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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