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網：今年還將再取消和下放200項以上行政審批事項，最佳的發力點應該在哪些領域？

　　薄貴利：給市場和社會多大空間，我認為有三個前提條件，第一是作為經濟主體和社會主體，其行為是否侵犯其他主體的合法權益？如果沒有侵犯其他主體的合法權益，其行為就是合理的、合法的，這是一個底線；第二就是經濟主體和社會主體的行為有沒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這是一個邊界；第三是這些主體的行為有沒有損害國家利益。在這三個前提下給予企業和社會更大的自由空間。職權法定是現代政府依法行政的重要標志。公民、企事業單位和社會組織的權利邊界，同時也是政府權力的邊界。現代政府的職責是依法維護和保障公民、企事業單位和社會組織的合法權益，而不能侵犯更不能隨意剝奪這些主體的權利。

　　薛瀾：經過前面7批、600多項行政審批下放以后，我覺得簡政放權工作取得了很大的進展。接下來的需要更深入的分析探討，對要取消或者下放的審批進行分析。一個審批一旦取消，需要企業或者社會有相應的規制或約束機制來補充，使得企業自我約束，社會監督及政府規制形成一個互動的過程。換句話說，如果事前審批下放了，事中事后的監管能不能跟上來，也會有很大風險的。簡政放權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下決心打破“一抓就緊、一放就亂”的死循環。

　　中國經濟網：簡政放權是否會造成“懶政”？如何理解簡政放權和建設“服務型政府”之間的關系？

　　燕繼榮：懶政是有可能的，而且實際上也確實會存在這種情況。行政審批管理是政府的重要工作內容，是事項管理的主要手段。取消和下放一部分審批權可能造成政府有關機關的放任不管。但是簡政放權的關鍵在于削減行政審批之后，實現管理方式的轉變，并不等于減輕了政府的負擔，相反對政府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制度表面上看來是一個減法式的行動，但實際上還要做加法，加法的表現形式就是要有建設。服務型政府需要更加細致、更加完善。

　　薛瀾：簡政放權導致懶政的情況不太可能出現。我認為有兩個原因，第一是原來政府的精力放在審批上，現在放在監管上。以前可能是在微觀層面做了很多工作，現在要加強宏觀政策的研究指導。職能轉變不等于說職能權削減。就中央政府部門來說，其人力資源總體來講還是非常緊張的。第二，政務公開了，采用更加透明的工作方式。讓我們看到政府的預算是怎么花的，工作流程是怎樣的，要想偷懶也不容易。

　　服務型政府的核心理念是為公眾服務的意識。但到具體履行政府職能時，服務型政府有時也需要采取嚴格的規制手段。比如一些城市采取的禁止醉駕的措施，雖然以很嚴厲的手段來執行，但本質上說也是一種服務，它可以讓大家交通出行更便捷更安全。服務型政府可以運用各種政策工具使得政府公共服務更有效，有時用宣傳教育，有時用市場調節，有時用法治規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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