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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一篇題為“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禁止記者私自開展批評報道”的文章，讓媒體人很是群情激憤了一回，擔心輿論監督的權利會受到鉗制，無單位的自媒體人的批評權會受到打壓。其實這個通報是被誤讀了，如果看了通報的全文，了解此次通報的語境，就會明白根本不是打壓媒體的批評報道，而是劍指新聞敲詐。正確的理解應該是：禁止記者以批評報道為名進行新聞敲詐。

　　脫離語境看，“禁止記者私自開展批評報道”的表述確實顯得生硬，權利缺乏保障的媒體人對此的過度敏感是可以理解的。而相關部門及時作出回答和澄清誤解，這種溝通值得贊賞。其實，澄清誤讀和誤解后就很清楚了，政府、媒體和公眾在這個問題上的共識遠遠大于分歧，甚至可以說，對“打擊新聞敲詐”根本沒有分歧。媒體人捍衛輿論監督和批評報道的權利，政府部門打擊新聞敲詐，是以清除行業敗類的方式保護媒體的批評報道權。

　　媒體不必諱言本行業存在很多敗類，為媒體人爭權利，與清理本行業的敗類，兩個問題并不矛盾。一方面是媒體人的很多權利得不到保障，另一方面是一些記者打著輿論監督的旗號濫用報道權力去敲詐勒索，“權利弱勢”與“濫用權力”是并存的兩個問題，都需要解決，不能用前一個問題中媒體人的弱勢去否認治理后一個問題的必要性。

　　一位著名的媒體人反思過我們媒體身上的兩面性，大意如此：其一，媒體既是社會公器，又是商業機器；其二，既是利益集團的監督者，又是獨立的利益集團；其三，權利既受限制，又享有特權。稍不謹慎，便會墮入另外一面。這個判斷確實非常精準地指出了當下中國媒體的問題，作為監督者的一些媒體和記者，有時候為了自身利益而濫用權力禍害社會，正如相關部門所點名通報的那樣，8家媒體的地方記者站記者完全不像記者，炮制負面報道，拿著單位蓋的公章公開向企業要錢。前段時間被曝光的那家“特產報”，甚至公開將此當成了生意，不僅不給記者發工資，還向記者收提成，縱容記者在地方敲詐勒索。

　　記者中有被跨省追捕的受害者，也有像這樣以負面報道敲詐企業和政府的濫權者。打擊新聞敲詐，打的正是后者。在這個問題上，媒體人與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應該是一個戰壕的戰友，共同劍指行業敗類。如果任行業敗類敗壞記者形象，記者的正當采訪也會蒙羞受阻。

　　記者的采訪報道，是一種必須依附于單位的公職行為，當然不是“私自”，也不可以“私自”，否則就是將“公器”當“私器”了。每一篇報道，都是與單位綁在一起的職務行為，登在報紙上，單位要負責任，所以單位需要對批評報道進行把關，這是自然的。有人覺得“禁止記者私自開展批評報道”是劍指自媒體，其實也是誤讀。記者或公民以個人身份在自媒體上的批評，不是新聞報道，無關單位，并不在此約束范圍。

　　要防范記者借輿論監督之名行敲詐之實，當然也要防范一些地方以“打擊新聞敲詐”之名行排斥輿論監督之實，以“防范假記者敲詐”為記者的正常采訪設置重重障礙，將本應公開信息的新聞發言人反當成阻擋記者的盾牌。記者的權利很孱弱，任何一點約束都可能被一些地方放大為阻礙記者正當監督的借口。新聞敲詐需要打，正當的新聞采訪更需要受到法律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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