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頁 :當年的任務被漸漸遺忘

　　他和搭檔整理

　　10萬張詞匯卡

　　除了要付出時間，詞典編纂工作幾乎沒有任何經費支持。兩個人，北京廣播學院5號樓一間不大的辦公室，一張桌子，一個手工做起來的托架，還有一臺借來的普什圖語打字機。

　　為了排版和保存的方便，詞匯需要逐個抄寫在卡片上。團隊里，宋強民主要負責抄寫和中文的潤色，沒錢購買卡片，車洪才和宋強民托關系找到一個印刷廠，將印刷剩下的邊角料收下，再切割成10cm×15cm規格的卡片。

　　從1978年到1982年，車洪才的全部精力都用到詞典的編寫上。到1981年，3年時間里車洪才和宋強民整理出了10萬張卡片，他們把卡片放在木制的卡片箱里，塞進文件柜，足足裝了30多箱，這是詞典約百分之七十的工作量。

　　然而，之后一系列的工作調動使車洪才被迫暫停了編纂工作，盛著10萬張卡片的文件柜在他的辦公室里安安靜靜地待了好幾年。車洪才不放心，有一次回去正好辦公室裝修，他發現卡片竟被工人們鋪在地上墊著睡覺，發了一通脾氣以后趕緊將卡片都拿回家，一一查驗后發現還是少了很多。

　　“后來一段時間，我都不敢看這些卡片。”搬回家的卡片就這么放著，車洪才看一眼都覺得心里難過，“那是很多人很多年的心血。”此后，車洪才和張敏對毀壞遺失的卡片進行過一次補錄。

　　當年的任務

　　被漸漸遺忘

　　10萬張詞匯卡抄寫完成，詞典的編著工作進度是70%。正當任務講稿完成時，車洪才與他的搭檔的人生經歷變化，任務漸漸被遺忘。

　　“好像沒有人再提起這本詞典，它一下子銷聲匿跡了。”后期的主要編纂者之一張敏告訴北青報記者，在變化的時代里，大家都各搞各的工作去了。

　　在車洪才提交的《普什圖語漢語詞典》編纂材料中，團隊有6個人。車洪才與張敏是主編，最早參與進來的宋強民也在編纂團隊名單里。

　　宋強民忙于工作，后又去了美國，車洪才自己的命運也因國家安排而不斷變化，編纂詞典的任務無暇顧及。

　　當年躊躇滿志地接下編纂詞典的任務，到2012年小心翼翼地拿著材料走進商務印書館，歷經34年。其間，車洪才回校教書，參與新專業建設，借調外交部在中東從事外交工作。

　　2000年年初，車洪才和張敏都被返聘回高校教授普什圖語，其間為教學籌備編寫了4本普什圖語教材，但受限于普什圖語軟件的缺乏，文字書寫差異在編寫教材中難以克服。直到2003年，車洪才在瑞典的一個阿富汗語網站找到一款普什圖語軟件。

　　普什圖語詞典的任務也在2008年前后得以恢復。此時車洪才和張敏教完兩屆學生，正式退休。兩人沒有事務牽掛，一碰頭，決定就做了出來—將詞典剩下的部分做完。

　　“國家與個人都在經歷變遷，從中阿關系，到商務印書館，也都在變化著。”商務印書館外語室主任崔燕試圖向北青報記者解釋國家任務為何被遺忘。但最后，她也說不太清楚其中原委。“情況變化太大了。”崔燕說。

　　“他的團隊人太少。”崔燕對比大部分中型以上詞典的編纂工作，背后往往都有一個團隊的工作。崔燕回憶，當車洪才拿著詞典的材料來到商務印書館時，外語室編輯團隊心生敬佩，決定要做出這本詞典。

　　“這個群體，多是不計名利，把文化傳承視為擔當。”崔燕從這位老教授身上看到老一代辭書人的典型特質，“你要知道，編纂一本詞典，并不能作為科研項目，很多年輕的學者并不愿意進入這個行業。”

　　如今所見的重要辭書《辭源》(修訂本)、《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中國大百科全書》等都是在1975年列入國家任務的。生于同時代的許多詞典早已赫赫有名，而《普什圖語漢語詞典》還待出版。本版文/本報記者羅京運

　　攝影/《人物》雜志特約攝影記者 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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