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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讀《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很容易發現，《決定》針對一些問題的論述同互聯網這兩年關注的焦點話題有部分契合。換句話說，互聯網上的一些呼聲在《決定》中得到回應。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央決策與民間意見的互動。

　　互聯網在表達民意方面異軍突起，作用十分突出。同時它又因充斥了極端聲音和謠言而備受爭議。然而通過《決定》可以看出，互聯網的正能量得到開掘，網上意見在《決定》的形成過程中產生了一定影響。互聯網仍在發展中，中國社會對它的認識在不斷修正，而且這兩者也是高度關聯的。

　　互聯網已是中國社會發展的最大變量之一，它帶給中國社會的活力和麻煩幾乎一樣多。它意味著中國全新的執政環境，確立了眾說紛紜的新社會格局。互聯網很像是時下中國的“問題單”，同時也是大量人的“競技場”。網絡話題有些是全社會關注的，有些是代表部分人利益但卻被偽裝成全社會的意愿，此外它們有些是長遠和戰略性的問題，有些雖屬短線但卻顯得更急迫。對政府的考驗，就在于如何正確識別問題，而不是被聲音大小誤導。

　　中國需要互聯網對社會發展乃至政治進程的積極參與，這有助于國家大政方針更加“接地氣”。但另一方面，治國理政又不能被互聯網牽著鼻子走。這兩個方面該如何平衡，以求互聯網正能量的最大化和其負能量的最小化，這是中國未來需要不斷探索的重大關系。

　　一些學者認為，互聯網不僅表達問題，而且它本身還構成了緩解社會壓力的一種方式。就像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傾訴、宣泄，不一定都是為了解決問題，有時只是為了表達本身，互聯網常常就是“吐槽”的工具。這種看法是有道理的。中國社會需要適應互聯網的“吐槽”，并且逐漸形成使其無害化的輿論機制。

　　三中全會《決定》的有些內容并未順著網上意見來，比如對公有制的強調，提出漸進式延遲退休，以及加快房產稅立法等等。總體看《決定》回應了網上的焦點問題，而不是簡單接受對那些問題的答案。

　　各地政府和官員常常表現出對網上意見的過于重視甚至畏懼，或者相反，對它們麻木不仁。有少數官員希望打擊網上造謠誹謗能夠順勢把互聯網“管住”，這大概是對網絡治理的巨大誤解。在互聯網技術不斷進步、信息流動越來越快的時候，讓中國大體回到“前互聯網時代”的治理狀態，是完全不可能的。

　　互聯網應當也必須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的支持性要素，如果它要放大其破壞性一面，恐怕不僅僅是政府會反對，社會也將通過市場手段對其進行自發的抵制。比如微博社區前段時間造謠誹謗和人身攻擊過多，影響了它的活躍度，迫使一些人轉向其他網絡社區。

　　微博等社交網絡是表達各種民間聲音的寶貴渠道，《決定》顯示，它們已經對中國的前進貢獻了價值。然而互聯網的問題不容回避，它們越是被反思和改進，互聯網參與中國社會治理的前景就越光明。為此，社會期待網上活躍人士表現出與他們所扮角色相稱的責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