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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玉馳作為國家官員，犯下奸淫4歲幼女的獸行，難道不該嚴懲？

　　郭玉馳作為國家官員，犯下奸淫4歲幼女的獸行，難道不該嚴懲？一審時既不道歉，又不賠償，再審時才提出15萬元的賠償，被告人是否真誠悔罪？

　　云南省大關縣原縣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主任郭玉馳，強奸4歲幼女小浴一案，一審在被告人未做出任何賠償的情況下，仍然輕判被告人五年的徒刑。雖然在公眾的關注之下，上級檢察院提起了抗訴，但是案件的進展仍不容樂觀。

　　在再審開庭之際，受害幼女的家長不得不面對艱難的抉擇：接受15萬元的和解賠償，但可能影響到被告人的量刑；如果拒絕，法院再審判決中他們仍可能拿不到一分錢。此前的一審中，受害家庭曾提出包括醫療費2000元、賠償精神損失費80萬元在內的，共計85萬余元賠償額。結果一分錢都沒有賠到，而這次他們不得不選擇“拿錢和解”(據新華社)。

　　受害家庭為拿到遠不足以彌補自身損失的15萬元賠償，就要被迫“諒解”兇手？問題出在哪里？

　　首先，是因為現行的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賠償范圍過于狹隘。《刑事訴訟法》規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物質損失”的，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但法院一直對“物質損失”做限制性解釋，2000年，最高法《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徹底將“精神損害賠償”排除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賠償之外。

　　而奸淫幼女的罪行，更主要是造成未成年人的心理創傷，而很難體現為“物質損失”，所以很難在附帶民事訴訟中得到充分的賠償。如果受害幼女要索賠精神損害賠償，必須在刑事判決之后，另案進行民事起訴，但刑事判決已經做出，錯失了與侵害者最佳的談判機會。

　　上個月，最高法、最高檢等聯合發布《關于依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也未將精神損害賠償，納入性侵案的附帶民事訴訟賠償內。所以，云南大關奸淫案即使受到公眾的強烈關注，但法院依然難以判決兇手進行精神賠償。

　　其二，就是如何杜絕刑事和解淪為“花錢買刑”。最高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的規定，“和解協議書”應包含被害人“請求或者同意對被告人依法從寬處罰”的內容。

　　的確，囿于現行法律、司法解釋，以及受害家庭的經濟困難，小浴家可能不得不接受刑事和解；但反過來說，這15萬元遠低于郭玉馳的罪行對受害幼女及其家庭造成的真實損失，這筆錢不是“恩賜”，這是受害幼女家應得的。

　　須知道，經濟賠償是真誠悔罪的應有之義，如果當事人以降低刑罰標準作為賠償數額的條件，那么就證明其賠償是為了“買刑”，也就違背了刑事和解的前提條件。今年2月，最高法院刑五庭庭長高貴君在回應“花錢買刑”問題時說：將賠償與量刑相聯系，應滿足3個條件：首先在適用范圍上有嚴格的界定，主要適用于因婚姻家庭矛盾等民間糾紛引發的案件；其次要綜合考量被告人的犯罪性質、情節等；最后要考慮被告人是否真誠認罪、悔罪，被害方是否予以諒解。

　　郭玉馳作為國家官員，犯下奸淫4歲幼女的獸行，難道不該嚴懲？一審時既不道歉，又不賠償，再審時才提出15萬元的賠償，被告人是否真誠悔罪？希望再審法院審慎判斷，不要像一審那樣再次留下爭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