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案“不可以原諒”

　　新京報：你們審查張高平案的材料的時候，發現了什么疑點？

　　張飚：其中有三個疑點，首先就是袁連芳。其次，警方在死者的指甲內檢出了一名陌生男性的DNA，卻并不是張高平叔侄的。最后是張高平的供述，他說女孩到杭州下的車，之后他們的車就上了高速路；此間進出收費站，時間很短，而作案需要時間。張高平曾提出可以調進出收費站的票據，但公安機關并未調取。

　　新京報：你有沒有考慮，這些疑點為什么你們能發現，而當時辦案人員沒有發現？

　　張飚：這個不好說。我們也不能事后諸葛亮。當時辦案人員怎么看，我們也不好評價。

　　新京報：你認為這個案子成為錯案，哪兒出了問題？

　　張飚：首先是直接證據欠缺。通過看卷，我們發現能直接證明他們殺人的證據特別少，大量的是間接證據。證據鏈不太完整，有欠缺。第二個是DNA問題。這個問題在判決書上以及我們獲取的材料上都能反映出來。

　　不過我們畢竟和案發地有距離，說三道四不太合適。他們自己評價比較合適。

　　新京報：案子現在才有結果，是不是等待時間有點長？

　　張飚：是有點長了。不過根據我們國家的體制，這個時間還算可以接受。很多冤假錯案，都是經歷了很多年。當然我們也希望盡可能快一點。

　　新京報：你認為辦錯案件可以原諒嗎？

　　張飚：我覺得不可以原諒。因為錯案造成的傷害，不僅是對本人，還對家庭、社會造成傷害。對國家的法律和制度也產生負面影響。這個傷害是很大的。

　　如果有關部門在這個問題上確實做錯了，首先要承認錯誤，賠禮道歉。如果是非常嚴重的，確實違反法律規定的，還是要嚴肅處理，用反面教材，來教育后人。

　　“分析證據，不能被社會壓力左右”

　　浙江冤案“幕后”檢察官魏剛分析，當年案子辦理過程走向很“偏執”

　　“我們站的角度不一樣”

　　新京報：你們以前經歷過這樣的案子嗎？

　　魏剛：有過，但不多。像張高平這樣的案子，是很罕見的。

　　新京報：推動案件平反的過程，有什么困難？

　　魏剛：限于精力、財力，以及級別和地域管轄，我們能做的就是幫助張高平溝通。如果不是跨地域，可能會更容易一點。

　　新京報：當時有多大的把握？

　　魏剛：我們不知道我們的意見會不會被重視，會不會是我們一廂情愿，因為我們掌握的材料不夠。但是我們感覺，如果真是一個冤案，我們這么努力，他們肯定會重視。

　　新京報：在你看來，案件有很多疑點你們能看出，為什么判案的時候看不出來？

　　魏剛：我們之所以能看出來，是因為和他們站的角度不一樣。因為案件和我們毫無關系，我們在研究證據的時候，能發現證據在邏輯上和內涵上存在一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