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和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加上德國14日在伊斯坦布爾舉行會談，展示了以武力威脅為后盾的外交斡旋。正如阻止災難性沖突必須發起創造性外交行動一樣，誰都不應懷疑，伊朗是在極端的脅迫下不情愿地走上談判桌的。伊朗所遭受的制裁范圍之廣、程度之深，史無前例，加重了它反抗安理會命令的代價。

　　巴拉克·奧巴馬公開倡導采用外交手段解決伊朗核問題，大力反對“貿然發起戰爭”。同時，他也明確提出在什么情況下必須訴諸戰爭：一旦伊朗擁有核武器，美國將發起進攻。奧巴馬明確提出了容忍底線，以及伊朗打破底線的后果，這一涇渭分明的立場正是長期以來嚴重缺失的?，F在最重要的是，談判中充斥著目的和幻想，但即使在一開始顯露出困難跡象也不容失敗。

　　我們知道，伊朗將在其政權騷動和變化之際，面對世界。引人注意的是，阿亞圖拉哈梅內伊及其扈從正在遺忘巴列維國王以及多年以后埃及的胡斯尼·穆巴拉克帶來的教訓。這位最高領袖正把權力作為國家支柱加以維護，而他的對手的影響力正在削弱。長遠來看，這種做法將使伊朗政權更容易發生自下而上的變革。眼下，這或許會使伊朗成為更加規矩的談判伙伴。

　　所謂的“六方”有一個當務之急：使它們之間脆弱的協定具有可信度，打造統一的目標，使伊朗無法獲得其他的支持或者安全保障。要做到這一點，“六方”必須從冷戰期間宿敵之間的談判模式中吸取經驗。要取得進展，如下五點至關重要：

　　第一，遠見。伊朗問題的協議方案必須清晰起來。一方面，伊朗必須表明其核計劃不會用于軍事目的。考慮到伊朗一直以來含混其辭，做到這一點有很大的挑戰。另一方面，國際社會必須同意，只要伊朗遵守《核不擴散條約》，就有權開發民用核能。

　　第二，建立起透明的核查機制，使人們對伊朗現有濃縮鈾的管理產生信心。相比于純度為20%和3%-5%濃縮鈾儲備的命運，國際社會對伊朗承諾的信心更加重要。沒有這種信心，人們將難以相信伊朗不會在其他地方重新秘密進行鈾濃縮。

　　第三，制裁。俄羅斯表示，如果伊朗舉止規矩，應該逐步得到獎勵：當伊朗對國際社會的擔憂采取相應行動時，應該解除制裁。但是這樣做的危險性很明顯：如果解除制裁，伊朗可能出爾反爾，重拾被禁的行徑。這正是為什么，國際社會提出的方案及其核查機制必須清晰。如此一來，如何以及何時解除制裁都將變得透明，就和緬甸的情況一樣。

　　第四，地區背景。伊朗認為周邊遍布敵人——隨著敘利亞政權的衰弱更是如此。只要伊朗懷有這種心態，那么它即便不是充滿敵意，也會極度謹慎。國際社會必須理解這里的地區局勢。同時，海灣國家必須愿意認可伊朗的合法利益，不要再把自釀的創傷歸咎到伊朗頭上(例如巴林)。

　　最后，考慮到美伊對抗，美國的領導地位不可取代。美國在選舉年面臨特殊壓力，但是它手里握著王牌。在伊朗人內心深處，對美國及其權勢愛恨交織。奧巴馬試圖繼續利用這一優勢是正確的。美國意圖清晰、承諾明確是伊朗進行戰略評估的關鍵，這樣才有可能達成協議。

　　要求在國家的戰略競爭中存在絕對的確定性是愚蠢的。兩代政治家放棄追求絕對霸權，選擇戰略性的忍耐和安全協定，才給世界帶來了非凡的穩定，并避免了核戰。誰都不能妄想，現在可以通過別的方法實現世界安全。(作者：英國前外交大臣　戴維·米利班德 , 牛津分析顧問公司首席執行官　納德·穆薩維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