泄密事件背后的利益鏈條

　　“只要有利益存在，泄露敏感經濟數據的行為就可能無法避免。”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員江涌認為，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一直存在金融公司、投行和對沖基金通過各種手段提前獲得經濟數據的現象。

　　《華爾街日報》稱，外國媒體以及投資銀行削尖腦袋，嘗試用各種經濟誘惑手段打聽事關中國經濟前景的內部消息，一度被認為已經形成一種氛圍。而這些機構最擅長的就是邀請一些官員參加同時有經濟學家、獨立智庫參加的研討會，讓官員們不知不覺地就說出心中的秘密，或是從官員的閃爍其詞中去猜測其中的深意。

　　曹紅輝認為，重要經濟數據頻現泄密主要是因為存在“供給”和“需求”。現在法律對出賣信息的人員刑罰較嚴，但對于那些非法獲取機密數據并因此取得巨大利益的個人或者機構并沒有相應懲罰。對這些個人和機構的懲罰，比如停止交易，巨額罰金，甚至訴諸刑法都是必要的。

　　英國是西方國家中最早對經濟數據等信息建立保密制度的國家之一。早在1889年，英國通過世界第一個保密法案，該法案的制定是為制止公務員向報界泄露消息。英國也是世界上保密法律最嚴格的，但即使這樣，也沒能阻止重大泄密事件的發生。1996年，英國財政大臣克拉克準備在英國議會宣讀政府下一年度預算報告的前一天晚上，倫敦《每日鏡報》總編輯摩根趕到首相府，向值班人員遞交了從該報自己的渠道提前獲得的36份財政預算文件。盡管《每日鏡報》總編是由于認為這些文件太過敏感而沒有公開，但英國媒體稱，如此大規模的泄密，在英國歷史上還是第一次。以當時英國經濟在國際的影響力，這些數據一旦外泄，將會對整個西方經濟造成巨大影響。

　　在韓國，近年來也發生過數起重大數據泄密案。2008年，“韓國外匯及流動性指標動向”數據被提前數小時傳出，引發一些金融機構的炒作，韓聯社稱韓國金融市場“一片混亂”。部分遭受損失的金融公司事后發出公開聲明稱：“如果類似情況再次發生，將對韓國央行提出賠償要求”。

　　韓國總統和百姓同時知道統計數據

　　曹紅輝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說，對于敏感數據，相關部門官員和專業人員應有職業道德標準，但更重要的是對相關機構和人員有嚴格的制度和紀律規范。在美國，聯邦儲備銀行、證監會等重要機構的工作人員就不能跟監管對象搞“聯誼”。美聯儲每次開會前，外界也都會猜測是否加息，加多少。但由于美聯儲實行的是投票制，且投票后信息迅速正式披露。這樣一來，就沒有提前泄密的可能。

　　白宮行政管理與預算辦公室頒布的統計政策3號令規定，每個聯邦統計機構必須制定數據發布程序。數據發布前僅有經濟分析局相關人士可以獲知，連其上級主管部門商務部都無權知曉。信息公布前1小時，商務部和相關媒體可以派員察看，但在官方公布前，他們將處于屏蔽狀態，無法與外界聯系。

　　韓國前些年曾發生多起經濟數據提前泄露事件。為了解決泄密問題，韓國政府干脆宣布，廢除此前韓國統計廳和央行在公布主要經濟指標前必須向財政部和總統府提前報告的制度，只要是沒有特殊情況，韓國統計廳和央行的統計數據在對媒體提供的同時對青瓦臺和其上級機關報告即可。

　　曹紅輝說，除了重要經濟數據信息的保密外，中國應盡可能消除一般的“秘密”，讓信息對所有人同時公開透明，這也是逐步向公民社會發展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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