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老高’比做老板來錢快多了！”

　　本報記者了解到，此次鄭菊珠拖欠款項涉及百余戶人家，總金額約3億元，其中現金1億-2億，票據約1億元。這些債主的一個共同點是，“聽說鄭菊珠賺錢有道，信譽極佳。”隨后他們就把錢“放”在她那里，這其中有一部分是貨款。

　　“我聽說最多的被欠了1000多萬”，前文提到的維修店店主說，“還是個上歲數的人。”

　　“做‘老高’比做老板來錢快多了！”在溫州采訪期間，本報記者不止一次聽到這種說法。

　　“假如放出去100萬，按照月息5分來算，一個月利息就是5萬，一年下來就是60萬，”溫州市市場營銷協會副會長、溫州市誠鼎房地產營銷咨詢有限公司董事長徐良溪告訴本報記者，這樣的來錢方式，比一般做實業“要快得多，高得多！”

　　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表示，大多數中小企業的年毛利潤率不會超過10%，一般在3%～5%。

　　按此推算，投資100萬做實業，企業毛利至多10萬，而且還需要“費心打理企業，處理各方面關系”。

　　所以，盡管明知道風險巨大，很多人還是樂此不疲，“利息會隨著資金的倒手，越變越高，只要鏈條不斷，參與其中的人都會穩賺不賠，何樂而不為呢？”一位業內人士告訴本報記者。

　　據中國人民銀行溫州中心支行7月21日發布的《溫州民間借貸市場報告》顯示，溫州大約89%的家庭、個人和59%的企業參與了民間借貸。

　　像“炒樓”一樣“炒錢”？

　　9月8日，溫州天氣依舊悶熱不堪。

　　盡管接二連三遭遇老板“跑路”，這里的民間借貸似乎仍未降溫。徐良溪對此顯得很是擔憂。

　　“溫州人都很精明，凡是能發財的機會，都會被他們發現，”徐良溪告訴本報記者，“這次的民間借貸，跟溫州人以往‘炒房’類似。”

　　“溫州炒房團”全國聞名，他們的典型做法是，將手中巨量資金投入某地，一次性購置大量房產，然后“等升值后再借機拋售”。

　　這次溫州民間借貸危機，某種程度上也是“炒作”的結果。

　　“民間借貸最基本的分三部分，”徐良溪說，“借款人、放款人和擔保公司(或擔保人)。”其中，擔保公司(或擔保人)起著重要作用。

　　“一般都是擔保公司或擔保人將一些人手中的錢組織起來，再統一放出去，”徐良溪說，“可能貸的時候5分，再放出去就變成1毛了。”

　　值得注意的是，擔保人身份并非一成不變，借款人、放款人隨時都可能變身“擔保人”，這樣，最終結成一張密密麻麻的“借貸———放貸”網。

　　如果將網上的每個節點都看做一個一個的投資者，貸款最終還是要落到實體公司身上。

　　“他們最需要錢，但付出的代價卻可能最高。”有知情人士如此分析。

　　“甲以4分月利息把錢貸給乙，乙再以8分利息貸給丙，丙繼續以1毛利息貸給丁……”當這筆錢到了真正需要的人手上時，“已經不知道倒了幾手，利息翻了幾番了。”徐良溪解釋說，就這樣原本利息不高的貸款，一步一步成了高利貸。

　　“說白了，就是把錢當做一種‘商品’，一級一級地進行‘熱炒’。”徐良溪說，很多人都只顧著“炒錢”，而不顧后果，一旦某個環節出問題，很可能導致“多米諾”效應，連環受害，最后倒霉的是實體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