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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他現身中央電視臺春節聯歡晚會，當晚雖沒有“黃段子”，這名新人還是穿了一條裙子他稱之為“蘇格蘭裙”。于是，在這臺晚會的6億多觀眾面前，小沈陽一炮走紅。小沈陽以男扮女裝及低俗喜劇為賣點，人氣迄今不衰，更成功從“二人轉”演員一躍躍至大銀幕，拍電視劇、電影。但美國《新聞周刊》最近刊登文章，點名小沈陽是“最低俗的中國人”。（新快報7月28日）

本以為美國人更能包容，沒想到他們居然對低俗的敏感竟超過了我們，至少，國內對小沈陽雖有一些質疑，但擁躉仍舊占據很大市場。再者，小沈陽連續兩年登上明星過五關斬六將也難得一上的春晚舞臺，足證其影響力并非僅局限于沒有決策權的普羅大眾。

小沈陽到底是不是很低俗？回答這一問題，首先有必要厘清低俗的內涵尤其是邊界。有趣的是，社會上抵制低俗文化的呼聲不絕于耳，時常也見一些知名人士每每提及低俗現象便義憤填膺，至于到底何為低俗，卻又往往語焉不詳。但值得一提的是，春晚紅人小沈陽顯然沒有墮入打擊之列。

就現狀表現而言，低俗代表了一種道德的意識抵制傾向，隨著社會文化的發展變化，低俗二字的概念自然會有所差異，但不同時代大眾道德的普遍認知，理應是衡量低俗的重要標尺之一。以“拜金現象”為例，在割資本主義尾巴那個精神被嚴重扭曲的時代，其低俗范疇的界定早已超越了對金錢的貪婪迷戀，而異化為一種視金錢如糞土的本能排斥，即便生活異常艱辛，食不果腹。

鄙棄低俗，意味著大眾道德有著更為健康的理想與追求。但低俗往往又不能趕盡殺絕，這既因為難以界定與把握，也因為很可能涉及社會邊緣群體的權益。李安的《斷臂山》雖然成為當年奧斯卡獎的大贏家，但當初他拍攝此片時，猶如走鋼絲，深怕觸及公眾道德底線，雞飛蛋打，身敗名裂。當然，大眾道德并不一定總代表文化的真理，受歷史、地域、文化等因素的影響，大眾的審美觀念有時也會被扭曲。公權的責任恰恰表現在此，即當社會道德露出侵犯私權苗頭時，積極捍衛少眾群體的合法權益。

并不完全排斥公權力量對文化發展負有監管責任，但具體到低俗現象時，礙于道德的抽象與不可捉摸性，公權理當保持足夠的忍耐意識。當然，這并不是說低俗有理，可以任其放縱，而是應透過多種社會輿論平臺，最大限度爭取公眾共識，抑制削弱低俗文化的市場。

這樣說，倒不是因為《新聞周刊》對小沈陽不大感冒，我們就應群起而攻之，而是我們理應就此反思，社會公共道德評價體系對低俗到底是否具備充分的話語表達能力，是否能夠聚積為強大的社會力量，對低俗現象形成足夠的免疫能力，而不是寄望于行政判官，用權力告訴我們什么是低俗，什么不低俗。 (原題：“最低俗的中國人”為何擁躉無數?)